Rusty Paradise

文化相对主义之谬

——我们为什么相信科学
 

（华中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 硕士0703班 程大功）

摘要：本文以文化相对主义的典型观念为例，分析文化相对主义的四重谬误，即逻辑上的不自洽、对事实问题与非事实问题的混淆、划界谬误、任意分界。在此基础上，对科学的相对有效性做出论述。

关键词：文化相对主义，科学，自洽，确定性，实践
 

绪论 

洛夫乔伊认为，在思想史中存在着一种钟摆运动，激进与保守、唯智与反智、观念论与实在论等等对立面之间皆存在着此种摆动。[1] 在中国，自五四以来所倡导的科学精神，似乎正处在这种钟摆运动的定律之中，愈来愈被一种相对主义的思潮所冲淡。越来越多的人站在传统文化的立场上批判现代科学，似乎把科学降格为解释世界的框架之一种、且认为科学和任何一种世界观之间毫无优劣之分这样一种思想，已经成为知识分子中的时髦玩意儿。对这种文化相对主义，理查德·道金斯有着绝妙的描述：

有一次，我被一位人类学家同事激怒，我直率地表达了以下观点：假设有一个部落，那里的人都相信月亮是一只旧葫芦，被人抛上天去，挂在比树梢高不了多少的地方，难道你果真认为，我们的科学真理——月亮距我们大约38万公里，它的直径是地球的四分之———不比部落的神话更正确些？“是的，”这位人类学家说，“我们所受的文化教育以科学方式去看待世界，而他们所受的文化教育以另一种方式看待世界。两种方式谈不上谁对谁错。”[2]

诚如马克斯·韦伯所说，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不知有神，也不见先知”的时代，“众神从坟墓中苏醒并重新统治了世界”[3] ，各种观念、体系比陈列在超市货架上的商品更为琳琅满目，并且我们认为归根结底没有哪一种观念比另一种更有道理。诚然，没有人会认为，回到一种思想、一个声音统治的时代是可欲的，我也相信各种不同的价值观从最根本的意义上来说，是难分优劣的。就事实判断的层面而言，依靠科学成为“自然的主人和拥有者”这一古老的笛卡尔式的希冀也已破产（至少在知识界似乎是如此）。既然如此，或许我们必须承认，在这个世界之上，正义、真理、善都并不存在，理性也不过同它所批判的迷信一样是一种幻象，我们都只不过是像文化相对主义者所宣称的那样，身处自身文化的牢狱，盲目迷信着自己文化对于各种问题的解答，对于其它文化的任何评论都是妄自尊大与不自量力。

从感情上说，对于这样一种论断，我有一种本能的抗拒。我难以接受这样一种想法，即我所学到的一切知识、所追求的理性、真理与正义都不过是文化的偏见，从本质上来说，我们这些现代人并不比神农架的野人更高明一些。更重要的是，文化相对主义本身存在着各种逻辑上的缺陷，这些缺陷使我很难相信，这种理论居然可以得到如此多的认同。本文即试图对这些缺陷做出详细分析，指出文化相对主义的谬误所在，并探讨在现代社会中，科学如何帮助我们穿透种种理论的迷雾，寻求人类自身的确定性。

 
 

文化相对主义的源流

  文化相对主义的起源可以追溯到20 世纪之初。那时被称为美国人类学之父的弗朗兹.博厄斯（Franz Boas）等人类学家率先挑战社会达尔文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进化理论，他们的观点被归纳为“历史特殊论”。博厄斯认为，19世纪要发现文化进化规律的企图和把文化发展的阶段模式化的企图都是建立在不充份的经验、证据之上的；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长期形成的独特历史；文化形态并无高低之辨，“蒙昧时代”、“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这些术语只是反映出某些人的“种族中心论”观点，这些人以为他们的生活方式比其他人更正确。[4]

在博厄斯之后，赫斯科维茨和露丝、米德等文化人类学家从文化和个性发展的角度阐发了文化相对主义观点。露丝在《文化模式》一书中指出，各种文化同样都是有效的，现代文化和原始文化都是同样的实现人类潜力的方法，不能认为现代文化比原始文化更为先进高级，不同的文化并无优劣高低之分。她还认为，行为的是非标准也是相对的，被一种文化当作异常或病态的行为在另一特定文化体系内却具有特定价值。希腊人把同性恋视为理想人；刻于异性装扮（berdache）者在新墨西哥州的祖尼文化中有重要的社会地位；对温哥华岛的夸库特耳人来说，征服竞争对手、获得殊荣的重要手段莫过于彻底的毁坏行为；对加州印第安人的萨斯塔部落来讲，迷狂与癫痫不是疾病，而是获取权力与地位的重要途径。哈奇（Elvin Hatch）1983年出版的《文化与道德──人类学中的价值相对性》一书的主要观点是否认不同的文化之间存在着一个绝对的价值标准。他也认为，任何文化体系如其功能可行，便是成功的文化。大多数持文化相对主义立场的学者认为，文化普遍主义（cultural universalism）的断言是建立在狭隘、傲慢态度上的。他们担心，这将有可能导致对其他文化价值的忽视和曲解。[5]

       文化相对主义有两种模式：弱文化相对主义和强文化相对主义。前者认为“文化相对主义的核心是尊重差别并要求相互尊重的一种社会训练，它强调多种生活方式的价值，这种强调以寻求理解与和谐共处为目的，而不去批判甚至摧毁那些与自己原有文化不相吻合的东西。”（梅斯科维茨）这种文化相对主义的初衷是对单一的进步价值观的批判与反思，有其合理性在内。而后者则较为极端，如本文开头引文所说的那样，它认为任何文化对任何问题的判断都是同样正确的。

 

文化相对主义的谬误
 

一、逻辑上的不自洽

文化相对主义的首要问题是它在逻辑上是不自洽的。自洽的意思是，如果一个理论是自洽的，那么它不能包含内在的矛盾，更准确的说，对于任一命题A，我们不能从一个自洽的理论中逻辑地推论出A成立，同时却又能逻辑地推论出A不成立。[6]而考查一个判断是否自洽，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将这种判断施于其自身。

使用这种方法，我们可以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在一个认为文化相对主义是一种谬误的文化里，文化相对主义是否是正确的？按照其自身的逻辑，一个文化相对主义者应当认为，既然各种文化之间并没有绝对的标准可以对其优劣进行判断，那么我们当然也不能说，如果某种文化认为各种文化的价值之间可以进行优劣的比较，那么它在这个问题上就犯了错误。不妨这样说，文化相对主义者会认为，在认为其正确的文化中它就是正确的，而在认为其错误的文化中它就是错误的。现在全部的问题仅仅在于确定我们现在的文化是否赞同文化相对主义。这样一来，我们发现文化相对主义动摇了自身的合理性基础：它告诉我们不需要去认真的对待它。

对于文化相对主义的谬误，我不无恶意地想到这样一个故事：假设某部落的传统文化认为，砍掉另一个人的脑袋是一种完全正常的行为--当然，这是我们现在的文化所不能接受的。于是，一位犯下了这种罪行的部落成员被带上法庭，以杀人罪起诉。一位文化相对主义学者自告奋勇为其辩护，他认为我们没有任何权力根据我们文化的偏见而审判属于其它文化的人。学者胜利了，嫌疑人被无罪释放，兴奋地向他的救命恩人冲过来要拥抱他。很不幸，他没有想到，他身上青面獠牙的刺青、腰间悬挂的死人头骨吓得学者不由得连连后退。小伙子愤怒了，觉得自己受到了冒犯，于是猛然抓住了学者，轻易地就拧断了他的脖子。自然，他被再次审判，又一位学者站了出来……于是周而复始。我愿意称之为“悲剧的诞生”。[7]

 

二、对事实命题和非事实命题的混淆

事实命题和非事实命题的区分最早来自休漠，他认为“实然”和“应然”是两个截然不同的问题。在此基础上，20世纪的实证主义者提出描述性陈述和评价性陈述的区分，即那些在字面上可真可假的陈述与那些不是用来表达真伪、而是用来发泄情感的陈述之间的区分。

例如，“盗窃罪的发 生率在过去10年中有所上升”就是一个描述性陈述。“盗窃是错误的”则是一个评价性陈述。实证主义者宣称，许多以有意义的命题形式出现的陈述，实际上并不 是用来陈述可证明为分析或综合的命题的，而是被用来表达情感。伦理学的命题看上去似乎具有认知意义，但其实不是；它们只有“感情”或“评价”意义。[8]

（本文所说的“事实命题”、“非事实命题”，基本等价于上面所说的描述性陈述和评价性陈述。）这样一种区分虽然并不能概括语言的多样性，但它仍是极为重要的，并已得到广泛的承认。要区分事实命题与非事实命题，我们可以问下面的问题：

如果两人就某一问题有不同意见，那他们当中是否必有一人是不正确的或是错误的？

是否有一个达成共识的手段或标准来解决这个问题？[9]

如果对这两个问题中的一个可以回答“是”，那么我们可以说，我们正在考虑的一个问题是事实问题。比如说“布什身高1.83米”这一命题，我们知道它要么对，要么错，布什的身高不可能既是1.83米又不是1.83米，因此这是一个事实命题。并且，这个命题的真伪有确定的判别手段：我们用尺子量一下就知道了。但是像“布什比克林顿更帅”这样的一个命题，不同的人的判断可能有非常大的差异，不能说哪一种观点就是对的或错的，同时我们也找不到一种标准可以来比较谁更帅，所以这就是一个非事实命题。

对于非事实命题，我们承认，有一些观念纯属文化传统自身的偏好，比如说以胖为美还是以瘦为美，喜欢唱歌还是喜欢跳舞，崇尚艺术还是崇尚哲学，对于这种偏好我们无从判断其正误。但是，某种文化传统就非事实命题的判断也并不能如文化相对主义者所倡导的那样，就可以免于批判。有一些非事实问题，比如“人应该相互屠杀还是应该和睦相处”之类的问题，虽然从根本上来说，我们无法给出逻辑上完美的判断，但可以对两种不同的答案进行比较，看我们可以为哪一种提供较好的论证。如果不这样的话，我们就得面临我在上面的那个故事里说到的那位学者的窘境。

文化相对主义更为严重的问题是混淆事实问题与非事实问题，这主要是强文化相对主义常犯的谬误。本文开头所引的那一段中人类学家的观点就犯了这种错误。中国古代的神话认为，大地是由两条大鳌鱼驮着的，而在俄罗斯的神话中，则是三头巨鲸驮着大地。如果我们认同那位人类学家的观点，就得承认大地在古代既是由鳌鱼驮着，也是由巨鲸驮着（或着把两者综合一下，巨鲸驮着鳌鱼，鳌鱼又驮着地，来个叠罗汉），而直到麦哲伦扬帆出海的那一刹那，地球为了迎合古希腊人的判断，瞬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巨鲸和鳌鱼隐藏了起来，地球成了球型（变型金刚？）。这听起来，似乎比古老的神话更像是神话。

这种观点如此荒谬，以至于似乎不值一驳，但鉴于它的流行程度，有必要对它进行进一步的考查。我们可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接受地球是圆的这一说法，而认为神话中巨鲸或鳌鱼驮着大地的说法是错误的？因为，麦哲伦球球航行、地平线的存在、在太空中拍下的地球照片、以及万有引力定律的推导，为我们提供了支持这一命题的证据，而神话中的说法从未得到验证。因此，在对各方提供的证据进行比较之后，我们相信地球是圆的。这里涉及到什么是知识的问题。你在什么情况下才能宣称桌子上有一本书？(1)你相信桌子上有一本书;(2)桌子上有一本书的证据压倒对它的合理怀疑;(3)当时你的感觉是可靠的，你既不是在梦里，也不患有精神病。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宣称桌子上有一本书。[10]当然，要详细考查这一问题，将不可避免的需要对知识论的讨论，因为篇幅所限，到此为止。[11]

 

三、划界谬误

在《话语权：传统的价值—以传统纳西族的“署”自然观为例》一文中，田松写道：

从逻辑上，我们无法证明我们已经掌握的是正确的。正如我们刚刚使用氟里昂做制冷剂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它会造成臭氧层的空洞问题。当我们现在评价传统的时候，我们也不知道，我们的标准本身会有什么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对传统本身，尤其是对于我们未知的传统本身，保持敬畏，才是合乎“科学”的态度。[12]

这就是划界谬误的典型论证：既然我们找不到一个绝对的标准，那么我们就无法在事物之间做出评判，事物之间的区别也就是不存在的。文化相对主义对此的表述就如田松所言，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的标准本身什么有什么问题，因此我们只能对传统报以敬畏，而不能评判两种传统之间的区别。如果我们同意这种论证，无异于承认这样的陈述：既然我们无法准确的说出有多少钱是划分贫富的标准，所以所有人都很富，或所有人都很穷。既然给秃子头上加一根头发他还是秃子，加两根头发也不能改变，那么即使加到他满头密发，由于我们找不到让他不再是秃子的那根头发，所以他依然是秃子。

对此，列奥·施特劳斯评价道：“表示同意有人类理性实际上不能解决的价值冲突，这是慎重的态度。但如果我们不能确定云雾覆盖着的两座山中哪个山顶高一些，难道还不能确定一座山比一个鼹鼠丘要高吗？”[13]的确，我们难以区别家产1000万的富翁和一个家产1000万零1元的富翁之间的区别，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区分千万富翁与乞丐的贫富差别。我们认为中国的春节、西方的圣诞节并非迷信的遗留，但我们不会同意吃喇嘛的粪便可以治病（旧西藏的迷信）。或许我们难以比较东方文学和西方文学哪一个成就更高，但我们可以分辨出认为地球是巨鲸驮着的平板和认为地球是球体这两者间哪个更为可信。

 

四、任意分界

在批评科学不能为自身所依仗的标准和前提做出论证的同时，文化相对主义把自己置于同样的批评之下。在科学以技术进步为标准对文明分类，在各种文明间划下分界之时，文化相对主义并非完全取消了标准，而是提出了另一种分界，即文化的分界。但是，为什么我们应该在不同的文化之间划界，为什么必须以文化为分界尊重不同的知识体系，而不以个人为界，承认每个人的每一种想法都同样合理？这后一种看法即是主观主义的看法，但主观主义的划界也是同样任意的。在寻求逻辑的完美时，必将走入逻辑的死胡同。

这种分界的另一个问题在于，“文化”是一个非常模糊不清的概念。科学、艺术、政治、风欲、法律，是不是社会生活中的所有方面都属于文化的范畴之内？我们是否可以具体分析文化中每一个细小的方面，就具体的文化细节做出评判？文化相对主义以文化为唯一的、绝对的边界，将社会生活的每一方面都加以相对化，其结果不过是在反对盲信的同时，走向了封闭——它置我们于永远的文化之坟墓，永世不得超生。

 

我们为什么相信科学 

一、不可或缺的确定性

  从逻辑上讲，如上文所述，文化相对主义是不自洽的。但其对于科学的批评并非毫无道理：科学本身也有问题，科学理论背后所依据的本质主义、还原论本身就是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的，在逻辑上是可疑的。从实践上来看，科学所能预言的事情也只在我们的生活事实中占一小部分。现代的科学哲学研究及混沌研究也表明，在现实条件下，对复杂事件进行精确预测在理论上就是不可能的。[14]

但是，人没有办法在确定性完全缺失的状态下生存。尼采说：“把某种未知的东西归结为某种已知的东西，这使人轻松、平静、满足，此外还给人一种权力感。未知之物使人感到危险、不安、忧虑，——第一个冲动便是要消除这种令人痛苦的状态。”[15]而在《确定性的寻求》一书的开篇，杜威便写道：“人生活在危险的世界之中，便不得不寻求安全。”[16]

既然确定性如此重要，那么我们便不得不寻找某种确定的东西。事实上，无论信什么，人总有所信—怀疑主义者相信他的怀疑主义。现在的问题就是，用什么标准来达到绝对的肯定？这是文化相对主义提出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没有答案—事实上它是本质主义的死结。但是我们可以退而求其次，问这样一个问题：有没有某种理论或标准，它在某些特定的问题上，可以比目前所知的其它理论更值得信赖？

 

二、为何相信科学，在何种意义上相信 

马克斯·韦伯认为，科学可以帮助人们认识事态间的相互关联，如果需要的话，也可以帮助人们在技术上把握世界。[17]穿什么颜色的衣服更为美观，这是一个美学的问题，科学不能解答。但科学会告诉我们，黑色衣物会吸引所有颜色的光线，而白色衣物则反射所有颜色的光线，所以如果想在炎热的夏季保持凉爽，黑色衣物不是一个好选择——当然，是否想凉爽则是个人喜好问题。在这里，科学在衣物的颜色与人的温度感之间建立了关联。同样，如果你对祈祷比对收音机的原理更感兴趣，那么我们尊重你的选择，但如果对收音机的原理感兴趣，电子学比任何宗教或文化更容易满足你的好奇心。

在解释世界方面，科学有着强大的力量。想了解鸟是如何飞翔，生物学会告诉你鸟具有怎样适于飞翔的生理结构，空气动力学告诉你鸟如何利用气流。想了解太阳为什么可以普照大地，核物理学会告诉你质能转换的原理。但是，这些理论的简单、巧妙和美，远不如飞机飞行、核弹爆炸这样的现实令人印象深刻。为回答本文开头所说的那位人类学家，道金斯写道：
 

飞机是根据科学原理建造出来的。飞机可以飞上蓝天，把你从空中送到你想去的地方。根据神话传说所载建造的飞行器则不行。比如，模拟货物崇拜者的说法制造的飞船，或是
像伊卡罗斯（Icarus)那样用蜡粘上一对翅膀，是飞不上天的。假设你乘飞机去参加一个人类学家或文学评论家的国际会议，你之所以能抵达目的地，之所以不会中途坠落，是由于
许多受过科学教育的工程师们做出了正确的设计。西方科学家，根据月亮在约40万公里外的轨道上绕地球运行，利用西方设计的计算机和火箭，已经成功地将人送上了月球表面。部
落科学家认为月亮只不过是在树梢之上，却永远只能在睡梦里摸到它。[18]

 
        同样，无论文化相对主义的信徒如何巧舌如簧，我们无法否认这样一个事实：如果你患了癌症，你不可能通过迁往一个从未听说过这种病的地区来治好它。[19]我们也可以肯定，如果把相信月亮是挂在树梢上的一只葫芦的土著居民塞进航天飞机，他也可以和阿姆斯特朗一起踏上月球的土地。

立足于实践之上、在物质上改造世界的力量，是科学与宗教、传说、哲学等其它解释世界的框架之间最根本的区别。这种力量，是眼睛可以看到，手可以摸到的。两者之间的区别，杜威认为：

 

人寻求安全有两种途径。一种途径是在开始时试图同他四周决定着他的命运的各种力量进行和解。这种和解的方式有祈祷、献祭、礼仪和巫祀等……

另一种途径就是发明许多艺术，通过它们来利用自然的力量；人就从威胁着他的那些条件和力量本身中构成了一座堡垒。他建筑房屋、缝织衣裳、利用火烧、不使为害，并养成共同生活的复杂艺术。这就是通过行动改变世界的方法。[20]

 

杜威发现在现代，“知”本身就是以“行”为核心的，科学是这种认知的核心体现。这种看法与马克思的实践观相一致：并不是在观察中认识，而是在实践中认识。科学已经以其物质力量征服了世界，我们所使用的所有现代化设备是如此有效，以至于否定科学的有效性似乎令人难以至信。

还有另一个原因让我们不得不相信科学，即科学的发达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军事如此重要，以至于无论我们的文化相对主义如何质疑它，都不足以构成我们对其轻视的理由。这一问题涉及深远，关系到国家社会生活和国际关系的方方面面，本文也只好略过不提。

如果科学是可信的，那么它在何时、何地、在解答何种问题时是可信的？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从否定的方面说，你不应当期望科学能回答非事实问题，它只能回答事实问题。从肯定的方面说，当你希望从技术上了解世界的运行，希望认识物质世界中两个事物、两件事件之间可能有怎样的物质关联时，科学是可信的。同时，如果你有一个确定的目的，你也可以相信，科学可以为你提供最为有效的手段。

 

结语

 

2004年7月，理查德·罗蒂访问中国。在接受东方早报的采访时，谈到了虚无主义和相对主义，他说：“这两个词是政治保守主义制造出来吓唬那些想要改革的人，希望中国的知识分子不要浪费太多时间讨论它们，西方曾经在这方面花费了很多时间却没有实在的意义。”[21]

然而，和其它需要精深入微的能力的理论相比，文化相对主义，尤其是本文中所批驳的那种肤浅庸俗的强文化相对主义，易于理解又很符合后现代口味，于是成为一种流行的时尚。当然，这一理论在知识分子中的风行，背后潜藏着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即中国正处于文化交流碰撞的下风。传统文化已然失落，又不甘心投入西方的怀抱，许多知识分子发现自己被吊在半空，成为不东不西不中不洋的四不象。找不到传统文化的根基，但又感到自己必需抵抗西方文明的侵略，文化相对主义在这种情况下成为一根救命稻草，是不足为奇的。[22]

本来，相对主义是一种否定的力量，怀疑的力量，批判的力量。而怀疑正是整个西方哲学和科学得以进展的基础，它让我们保持谦逊，从而不屈服于权威，不断探索未知。然而我们必须认识到，怀疑决不是思考的结束，而仅仅是一个开始。在怀疑的基础上寻求某种确定性，才是怀疑的目标。如果怀疑宣称一切知识都是不可能的，那么怀疑本身也必须受到最严厉的怀疑，尤其是这种怀疑可能成为固步自封的先导之时。

理查德·道金斯在一次访谈中说：“我们拥有多个世纪以来科学探索的成果。我们荣幸地知道比过去所有世纪都多的知识，尽管它们并非由于我们自己的才能。今天任何学童的话都可以把亚里士多德彻底打败。这就是我们所生活的这个荣幸的世纪。”[23]面对这样丰盛的智慧遗产，将其简单的相对化是不明智的。

对待外来的文化，尤其是像科学这样一种重要的知识体系（我们是否要把它视为文化的一部分，这个问题尚且存疑），我认为应当采取这样一种态度：“怀疑而不嘲笑，开放而不轻信”。而这正是科学的态度。[24]我们不妨牢记罗蒂先生的忠告：

 

“文化帝国主义”这些概念都是错的。国家只需要保证文化交流的自由，不管是自己的文化和外来文化进行交融，还是现代文化和古代文化的交融，同质化也好，多元化也好，都没有什么关系。所以现在谁也没有办法知道50年后的中国和美国的流行文化是什么，现在也没有必要去担心什么。[25]

 

 

注释与参考文献

    如果说身为一个中国人，在看到最近发生在法国的针对奥运火炬传递之恶行以及法国政府之丑态之后竟会无动于衷，这是难以想像的。只是，愤怒本身也是需要警惕的力量，在愤怒的发泄之中，对象往往是任意的。1992年落杉矶骚乱中，愤怒的黑人民众并不只是去冲击政府，相反，他们砸毁一切可以砸毁的东西，无数商店被洗劫一空。整个骚乱中，纵火多达3600余处，1100做建筑被毁坏，损失多达800万至1亿美元。骚乱的第一天，一名名叫Reginald Denny的白人卡车司机被人从车上拉出来暴打，最后还是他的一名黑人邻居从电视上看到这一幕，飞快地跑到现场去把他救了出来。同一天，很多亚洲人、拉丁美洲人同样糟到严重的伤害。如果我们说这一骚乱是对种族歧视的反抗、是正义的抗争，似乎上面这些事实就显得有点儿让人难以至信了。

    事实上，人们在愤怒之时，针对的往往不是某件特定的事件，而是其象征。为什么在美国民众自发地反对越南战争，却对阿富汗战争无动于衷？因为“越南、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帝国主义、法西斯主义、纳粹，所有这些词就像波德莱尔诗歌中的色彩与声响一样相互应和着，而阿富汗战争可以说在象征上是个哑巴”。（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一般来说，人们对于事实上发生了什么事情的兴趣，远比不上对某事象征了什么的兴趣更大，因为前者需要太多认真细致的观察和资料的搜集，太过费神。因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9·11事件发生时国内那么多人欢呼雀跃--他们没有想到，袭击中丧生的2749人基本上是无辜平民，并且根据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的统计，共有五十一名华人失踪。显然，对这一事件的象征，即“受压迫的人民反抗美国霸权”的强烈向往压倒了他们对于事实本身的认识。

    当然，这种现像绝非中国人的专利，而是举世皆然。看一看此次反华事件中西方民众的反应便知：他们甚至可能连西藏在哪里都不太清楚，但既然西藏人民是备受压迫的(注意，这一事实的真实性他们根本无从判断)，而反抗一切压迫、争取自由总是正确的，那么支持西藏独立便是正确的，中国不允许西藏独立，所以中国人必然是邪恶的。我们看到，他们对究竟事实是什么的热情远没有他们高喊、游行的热情高。因为前需要对各种纷繁芜杂的消息进行分析和综合，需要冷静的头脑，甚至需要亲自往西藏跑一趟。而后者远为轻松，请注意，"Free Tibet" 从其字面意义上来说永远是正确的，“让西藏自由”，和让人类自由、让每一个人自由，从字面上来看挑不出什么毛病来。只是他们并不知道这句话究竟事实上意味着什么而已。让西藏自由，是否会导致全体西藏人民的不自由？他们不管。自由总是对的。词语就是上帝，由此可见一斑。

    现在，回到主题，来考虑一下对家乐福的抵制其原因究竟在何处。不知何时，网上冒出了这样一个消息：家乐福大股乐路易威登-轩尼诗集轩(LVMH)资助达赖集团！一石激起千层浪，其影响我们是可以理解的。但似乎没有人去想一想，这流言来自何处？爆料者是谁？是否可靠？批判性的思考在这时缺席。之所以相信这一流言，并不是因为它是真的，而是因为它正迎合了我们的需要--我们需要一个现实的、伸手可及的对象来成为我们心中那面目可憎的法国的象征。“是的，我们没有证据，但你也没有证据说它就是假的。毕竟它有可能是真的！”不能证明它是假的，它就是真的，这种理论也足以为西方某些人相信在西藏发生了政府对藏人的血腥镇压提供同样有力的辩护。其实，敌对双方的想法一模一样，我们都在犯同样的错误。我们看到，人们并非完全没有分辨能力--前几天武汉洪山家乐福降半旗事件就引发了多方面的怀疑。但是似乎这种怀疑还较少针对前一个流言。

    流言的危害值得另辟主题详细说来，这里我只需要指说，流言的威力在于，即使你不完全相信它，也很难完全脱离其影响。我们可能怀疑流言言过其实，但或多或少总会觉得其中有那么一点点儿真实性，而不是认为事实可能彻底就不存在。心理学研究证明，简单地将一个人与某件不愉快的事情联系起来--比如对人说“张三不是杀人犯”--就足以让人对其产生负面看法。因此，在相信流言之前，尤其是此流言正好激发了我们的某种情绪时，必须谨慎从事。

    那么，难道为了保持理性，当我们面对无理的谎言与挑衅之时，只能呆在家里无所做为？绝非如此。中国有句老话值得牢记--“冤有头，债有主”。法国政府是毫无疑问的合理的抗议对象。需要谨慎的是，愤怒本身可能创造出敌人来，形成“替罪羊效应”。戈培尔说“即使不存在犹太人，我们也会创造犹太人出来。”14世纪下半叶，饥荒、百年战争、内乱、暴动、起义等等让欧洲陷入混乱，于是人们创造出女巫的传说、烧死她们以让她们为此负责。毫无疑问，我们不会让这样荒谬的事件发生在现代的中国，但其背后隐藏的心理机制，却依然会起作用，混淆我们的视听。现在，新的流言又出现了：

    “法国政府准备拿出二千万美金，家乐福自己再拿出五百万美金，用于五一降价促消，听说家乐福高层很狂妄，让中国人在五一降价中挤破家乐福，最好踩死几个人．法国电视台也在积极做准备，拍摄中国人到家乐福疯狂购物的镜像．让中国人自打自的嘴。”

    我们早就知道，CCTV不可信，现在我们也知道，西方的媒体一样不可信。是否这就意味着，我们只能去相信流言？请不要这样回答我：“除此之外，我们别无选择”。

　　在谈及陈冠希艳照门事件之前，让我们先了解另一个裸照事件，它发生于美国。事件主角瓦妮莎·赫金斯是一名演员，因主演热播电视电影《高中音乐剧》而广受青少年欢迎。去年，她的裸照被人在网上公开，赫金斯粉丝的父母纷纷表示不满。07年9月7日，赫金斯发表声明说：“我要向我的‘粉丝’道歉，他们的支持和信任对我来说意味着一切。”她说：“我为发生这种事情感到羞愧，我后悔拍了那些祼照。”

　　由于资料所限，我无法了解这一事件的整个来龙去脉，值得注意的是这位女星所做出的道歉声明。毫无疑问，拍摄裸照属于个人自由，并且本身无所谓道德于否。而之后祼照的传播，也并非她个人的责任，并且，可以说这一事件影响了她的声誉，她也是受害者。尽管如此，她依然对粉丝道歉，为什么呢？在此，我以为，她清楚地认识到了以下事实：无论是否出于她的本意，她原本无可指摘的行为却在事实上对喜欢她的青少年粉丝造成了不良影响。于是，她对自己的支持者表示了歉意和后悔。

　　赫金斯小姐的道歉显示了作文公众人物，尤其是作为青少年偶像的社会责任感。而我们知道，在中国——或许在全世界都是如此——追星族的主力都是青少年，相对来说，他们的判断力、道德观等都未成熟，偶像对他们有很大的影响力。所以，以艺人的行为均属于个人隐私、个人自由为由而认为其应当免于道德的指责，是不甚恰当的，因为人不仅应当为自己行为的目的负责，同样也应为行为的结果负责。或者退一步说，即使这些明星可以保持沉默、不为自己的行为道歉，那么如果他们道歉，则是一种更值得赞赏的行为、一种更高责任感和道德的体现。以此为标准，请诸位自行判断在本次事件中各位明星的表现。

　　说完明星之后，我们再来同样以自由与责任的视角来看公众的行为——这里只讨论传播照片这一行为。为避免不必要的争论，我在这里假设——注意是假设——公众完全有权在朋友之间传看照片，假定这是自由权的正当行使。我们来考虑一对一的传看照片的行为，即一个确定的人(张三)把照片传给另一个人(李四)看，在这里，明星并未受到明显的伤害——因为他们根本不会知道他们的照片正从张三的手里传到李四的手里，所以也就谈不上会因这一具体行有什么受伤的感受。但是，当无数的人都在进行这一行为时，当事人明星就会感到自尊受到明显的伤害，他们虽然不知道具体是哪个人在看他们的照片，却知道自己的隐私照正在无数人手中传阅，自己的淫荡形象已被无数人观看。这里产生了个体行为与集体行为之间的悖论：每个具体的行为单独看来都是无害的，但其总体却严重伤害了他人。于是，可以说，每一个人观看和传播这些照片，都是无可指摘的行为，但是如果我们严格约束自己的行为，则更为值得称赞。

　　马克思·韦伯提出了“心志伦理”与“责任伦理”的区分。简单的说，前者是一种意图伦理，或目标伦理，即只关心自己行为的动机或目标，如果意图是善的，则不去过问行为的结果如何，明显的例子如圣安瑟勒姆所说“基督徒所行是正当的，后果则委诸上帝”；后者是一种结果伦理，为自己行为的结果负责，无论行为的动机或目标是什么。我更为赞赏后一种伦理观，不仅因为后果更为成熟理智，清楚地认识到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关系极为复杂，善因不一定结善果，恶因不一定结恶果，从而拒绝为自己的行为找借口。更为重要是，这一种伦理观维护着“世界的理性”。与韦伯所谓“世界的无理性”相对，所谓“世界的理性”，简单地说，即“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没有无主之善，也没有无主之恶，没有无需负责的结果。如果我们不能自觉得维护这一理性，那么，轻则在节省能源、保护环境等等问题上，人人都以自己相对整体之渺小为借口洗脱责任，重则会令一些无辜的人负出生命的代价。

　　以此为基准，如果在这一事件中，明星公众都能够少一些对个人自由的强调，多一些责任心，都能够扪心自问“我不负责，谁来负责”，明星们在艳照出现之时，不是谎称这些照片为移花接木，而是第一时间向受到伤害的支持者们尤其是青少年道歉，我们这些看客也能够自觉控制照片的传播，那么这一风波所造成的伤害——无论对于明星还是青少年——恐怕会小得多。如果我们每个人都不再自行其是，而是勇于负责，甚至是为本不属于自己的责任负责，为我们身处其中的整个社会负责，那么这个社会，一定会更为美好和温暖一些。

补充：
     为自己的行为的确定的结果负责，比如说我们因为知道杀人会导致别人的死亡而不去杀人，这是一种基本的责任感。而为自己行为不确定的结果、可能的结果负责，则是一种更高的责任感。比如CGX、阿娇这样的青少年偶像明星拍裸照，可能被泄露，也可能不被泄露，如果他不去拍，或是拍了但严格保密不被人发现，或在被流传之后首先在自己身上找原因、勇于向受伤害的青少年道歉，都是这种更高负责感的表现。没有去主动承担这种责任，不必苛责，而主动去承担了，更值得赞赏。同样去衡量看客的行为，传播了照片，不必苛责，不去传播，则更值得赞赏。